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出现了太多按照当时的常识匪夷所思的事情。多少原以为不可能的事物竟然冒出来了;多少原以为异常的事物竟然成为了普遍现象。以庙宇来说,就在一百年前,谁会说遍布城乡的庙宇会被拆毁? 就在20 年前,媒体偶尔提到某地落后群众私建庙宇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荒唐,谁会想到庙宇不久就会成为城乡各地的常见景观? 本文想通过属于这类事物的一个建筑物的生命史来从一个方面探究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不可能之物如何借助双名制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内部自近代以来逐渐滋长出多种紧张关系,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内外有别)、小地方与大社会的紧张、社会与国家的紧张、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信仰与科学的紧张、俗与雅的紧张。中国社会长期被这些广泛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困扰。中国人运用过很多方式处理这些紧张关系,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有效方式是作为文化传统并被作为政治艺术运用的双名制。本文正是凭借一个村的民间传统信仰组织采用双重命名的方式合法地兴建一座新的庙宇的历程,讨论普通民众针对社会障碍和紧张关系施展策略,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构建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一种文化逻辑。

河北省范庄村民有供奉龙的牌位的传统。龙牌在当地俗称“龙牌爷”,就像广受崇拜的关公被称为“关爷”,灶神被称为“灶神爷”一样,龙牌也是被当作有生命的、灵验的主宰神一样看待的。村民供奉、祭拜龙牌多为祈福免灾。“龙牌会”既是民间信仰组织的名称,也是每年农历二月二举办的以祭拜龙牌为中心的庙会的名称。在龙牌会上,人们还祭拜以画像形式展示出来的儒释道及其他民间的崇拜对象,在信仰上,它属于以多神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我从1996 年受邀参与观察龙牌会,在过去的10 次庙会中,我参加了6 次,大致算是见证了它在这个期间的发展。

当第一个民俗学者刘其印先生在1991 年观察龙牌会时,早先那个小小的龙牌被提心吊胆的民众供奉在村中禾场上临时搭建的简易大棚里。在1996 年的庙会上，一个花3万元人民币制成的、需要众人才能抬动的龙图浮雕牌位取代了原来一个人可以抱在胸前的绘龙牌位。到2003 年,这个高大的龙牌已经威严地矗立在由县政府主持剪彩的标准大殿中。这个大殿的名称是“龙祖殿”,它的大门两边分别悬挂的招牌是:“河北省范庄龙牌会”和“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一座建筑,两个名称,分别标志着社会距离很远的两个身份。

这个寺庙博物馆或者说博物馆寺庙的诞生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在2003年的落成典礼上,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官员在台上表演,村民在台前表演,感受到政府和村民因为各得其所而皆大欢喜。一直标榜“无神论”和反“迷信”的一方如何可能与“搞迷信”的一方如此共处? 现实的原因会有很多,我在这里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双重命名及其文化逻辑。

一、村民对龙牌会的复兴

范庄是一个有1300 户5100 多人的村子。村民的生计主要靠小麦种植、水果经营和相关的加工业。最近10多年,不仅因为范庄镇政府位于本村地界,还因为龙牌会的人流效应,许多人家的门脸房成了有利可图的商铺。全村人均年收入在本地区属于上流水平。

我们在一个库房里看过以前使用的三个龙牌,简易木牌上的图案是颇为经济的彩绘,木牌中间写着“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其中,解放前就在使用的那一个高度为0. 72 米,1958 年前后使用的那一个高度为0. 84 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一个高度为1. 2 米。三个旧龙牌的大小、材质、形制都显示过去的龙牌会应该是很简朴的,与当前龙牌会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龙牌虽说是地方性的公众信仰,但是龙牌会的服务有严密的组织。传统的龙牌会组织是会头制的,在结构上分为当家人、会头、帮会。当家人从本村那些虔诚信仰龙牌爷的有威望男人中选择,负责一切与龙牌会相关的事务,在每年的正月初六主持本年会议讨论龙牌会事务,成立帮会实际操办二月二的庙会。历年的当家人大多是从会头选任的,也有不是会头的。那些每年轮流在家里供奉龙牌的人家称为“会头”,很长时间都是19户。会头自称是伺候龙牌爷的,他们或者他们的父祖都是经过仪式征得了龙牌爷的同意才成为会头的。一旦成为会头,家庭内往往代代相传。帮会则是对庙会期间帮忙的会头之外的人员的通称,一直都有,只是在最近才有了“筹备会”、“理事会”的雅称。

以前村民在家里和临时帐篷里供奉龙牌。龙牌平日供奉在一个会头家的正厅。这家人的职责是每天早晚为它各烧一次香,接待来烧香的村民和附近民众,并保管好他们捐献的香火钱、还愿钱。在每年一度的“龙牌会”期间,龙牌则被供奉在禾场上临时搭建的帐篷(俗称“醮棚”) 里享受香火祭拜。农历二月初一,村民用黄幔大轿把龙牌迎进醮棚,在这里供奉到初四中午,再送回原会头家中。初六上午,它被送到新的会头家。供奉义务就这样每年一户地轮值。

龙牌会在1950 年代末人民公社化后遭到压制,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相关活动都消失了。龙牌被村民藏了起来。1979 年村民重新按照会头制供奉龙牌,龙牌从地下转向公开。作为活动的龙牌会是从1983年重新开始举办的。当时轮值的会头是“老亮”(1917年出生,1997年去世,共产党员)。他的长子“小锁”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回忆:“先几年都只在家里祭祀,从供在我家的那(1983)第一次出来搭棚办会。老八路刘英是村里的五保户,是龙牌会恢复期间的当家人。他与父亲关系很好,跟父亲商量,得照老规矩搬出来办会。他们跟当时的书记说,书记不乐意支持。但是,他们还是下决心办会。刘英和父亲说好, ‘出了事,咱俩扛被子上法院’。那时大家胆子小,办会期间叫人在各路口了望,如果见到公安就及时通报。”

1995 年前后,村民有信心公开大肆举办龙牌会了。他们花3万元制作了一个新龙牌,就是现在供奉的这一个。龙牌整体高度接近3 米,底座宽1. 5 米,重300公斤,中间是蓝底金字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周边是龙的浮雕,看起来金碧辉煌,在规格上和寺庙里的塑像相同。另外,他们在会头组织之外也恢复了帮会组织,张榜公布出来写的是“龙牌会筹备会”,后来又通称“理事会”。其中有部分会头,也有其他人,个别还是外村人。当我们询问选择标准时,我们被告知,“热心、能干,群众公认”。会长、副会长和委员都是可以变换的。它下设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外事(主要接待来作调查的学者)、文宣(安排宣传栏、街道标语等)、醮棚(搭建、拆除大棚)、群艺(联络附近各村花会来表演)、戏剧(聘请、接待地方戏剧团在庙会期间来搭台唱戏)、科技(科普宣传)、伙房(款待来宾) 和保卫。

供奉龙牌的醮棚原来搭建在村中禾场上,1996 年移到村外新建的农贸市场旁,比原来的场地大多了。现在的场地约300 亩,据说可以站3 万人。另外，近在咫尺的新市场大道还可以容纳5 万人。

据说原来的醮棚是用庄稼的秸秆和苇席搭成的,都是就地取材,由会头和帮会捐献。村民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耐用材料。我们1996年见到的醮棚的骨架是用钢材和木头搭建的,它的外层采用帆布,它的内部一个殿一个殿的间隔采用的是苇席。醮棚坐北朝南,长30 米,宽20米,分成三个厅,设为三个坛。前坛主位供龙牌,龙牌后面悬挂佛祖、圣人(手持书匣，上书“善文集”) 和老君的画像。大棚里除了龙牌是牌位,其他的神、仙、佛、圣、妖、怪等都是画像。画像共计150幅,其中前坛36 幅,主要是前述儒释道的崇拜对象、八仙、奶奶(送子奶奶等) ；中坛35幅,主要是玉皇大帝及其部属、观音、关帝;后坛11 幅,主要是三皇五帝系列,如伏羲、女娲、神农;东侧30幅,主要是四海龙王、历代医圣如扁鹊、华佗、葛洪、孙思邈、李时珍等、28宿中的“凶”系列；西侧34 幅,主要是十殿阎王、28 宿中的“吉”系列；大棚外5 幅,它们是财神、路神、火神、鬼王、灶神。

醮棚正面高悬9面龙旗,龙旗右面的旗帜绣着“神威惊天地”,左面的旗帜绣着“圣灵镇乾坤”。它们的两端各有一面大黄旗,分别绣着“因果报应”, “如影随形”。龙旗之下是大幅横联,上书“龙牌盛会传千古,世代威名震四方”,与之相配的竖联是“三界佛祖聚广殿,九州神灵渡众生”。一进大棚,左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书“济世昌荣”,抬头还写着“弘扬龙文化造福全人类”,落款写着“大寺庄会员顶礼膜拜”。还有一面锦旗,上书“大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棚外的正面张贴着“光荣榜”,分别是为龙牌会捐款的名单、义务出车(货车、面的、中巴等) 的名单、捐献蔬菜的名单(要款待来宾) ,以及会头名单、龙牌会筹备会(后来又称“理事会”) 名单。

龙牌会的核心是祭拜龙牌,祭拜仪式原来是请道士主持的,不过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只是烧香磕头念经。这些仪式内容可以由信众个人单独做,也可以由群众自愿结成的香会一起做。

龙牌会能够在庙会期间吸引10 多万人次来参加活动,其中许多人会捐献钱物。人们的捐献可以是义务劳动(除了会头、筹备会的人是有衔头的义工,还有上百名村民来做临时义工) ,可以是车辆和其他工具的免费使用,可以是食品(如蔬菜、水果) ,当然还有现金。我们在访谈中获悉,1992 年至1994 年的现金捐献比较多,每年达8 万元;1995 年至1997 年的现金捐献比较少,每年4 万多元；1998年获得的总捐献为4109 万元，以后可能都没有再超过这个数字。在开支上,1998年支出5.7万元,其中我们问到的开支有:伙房开支约1万,请戏班唱戏开支约7千元,外事接待总开支约6千元，放焰火开支约3千元,宣传费用约2千元。

这个时期的龙牌会在组织上是一个草根社团,在活动上是一个地方庙会，其性质基本上不出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的范围。

二、新拓展的公共空间和民族国家的历史

龙牌会这类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兴衰是与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息息相关的。对于一个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执政党来说,各种宗教信仰活动,尤其是未被制度化的民间宗教活动,是在打造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中必须铲除的“封建迷信”。“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击封建迷信的运动更是达到高潮。但自1980 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政策逐渐松动,一些民间信仰活动开始得以某种“民间文化”的面貌复兴。由于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民”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代对民族性的宣扬,“民间文化”在近10、20年来逐步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龙牌会从1983年的恢复1990年代中后期的声势渐大是以这种政策松动为前提的。但是,对“迷信”的抵制和打击仍然是政府的一个基本态度。龙牌会所面对的形势与近些年在中国各地恢复起来的其他庙会一样,随时有可能作为“迷信”被“上头”打击和取缔。事实上,据最早调查龙牌会的民俗学者刘其印回忆,1990年前后,县公安局的内部文件曾经说到龙牌会是社会问题,应该取缔。

龙牌会在恢复之初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似乎显示它只是被定义为范庄村民自己的事情,与外界的大社会没有关系。组织者们知道一个事实:除了周围的村民,龙牌在外面(“上头”)的政府和文化人的观念世界里是没有位置的。1983年后他们一开始公开活动,就把自己置于具有绝对压力的“上头”的大道理和权力的对立面:他们知道庙会背负着“迷信”的标签, “上头”对他们的信仰活动持否定的看法。但与其他很多庙会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动地等待打击降临,而是积极地对龙牌会进行重新定义。要使龙牌会合法地、安全地持续办下去,就要设法淡化甚至摘去其否定性的“迷信”标签,将它与“上头”所肯定的文化类别和事项接上轨。正如妇女信众的一位核心人物史大姐在1998年的访谈中对我说的, “前几年,一个戴大盖帽的人往这方一走,大家都怕。龙牌站住脚了,我们这些人才能站住脚。关键是破除迷信,上面的大盖帽才不可怕。”

他们的举措大致涉及两个方面:一、定义龙牌会也是开展科技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迷信活动的场所;二、定义龙牌会属于龙文化,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对抗国家的异类。

在庙会期间,组织者把醮棚周围安排成文化盛会的场所。我从1996年就一直看到,组织者花钱请来的地方戏剧团在村中开放的戏台连唱三天大戏,吸引着年长的村民和他们的亲戚。来赶场的流行艺术歌舞团在搭建于大棚里的舞台上表演年轻公众喜爱的节目。周围几十个村子的秧歌队、鼓乐队等民间艺术团体被邀请来游街表演,既是拜神也是娱人。象棋比赛、书法比赛为农村的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

组织者还专门在醮棚外面设置宣传栏。其一是农业科技知识宣传栏,主要是各种梨树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因为这里是梨区。其二是文化知识宣传栏,文化知识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一些内容与村民的生活有很大距离。这些栏目包括指导购物的“聪明消费者标准”、指导过日子的“生活常识摘选”、道德教育的“劝报亲恩”。一些本来专为城里人写的生活建议也被抄写在专栏里。有一栏“饭后四不宜”写道, “不宜立即饮茶,不宜立即吃水果,不宜马上散步,不宜急于吸烟”;有一栏“社交中的‘不要’”写道, “不要失约或做不速之客”, “不要到忙于事业者那里去串门”, “聊天不要时间过长”, “不要不辞而别”。

这样,“民间文化”、“科技教育”和“现代文明”这类政府正面提倡的文化类别就在龙牌祭祀周围大张旗鼓地铺开,把求神拜龙牌之类的“迷信”活动包裹在内层,总体上构成一个复杂的公共文化空间。